文／陳貞雅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生

路透新聞學研究機構（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2016年發布的《數位新聞報告》指出，調查中逾半數的網路使用者將社群媒體視為新聞來源之一，甚至有12%使用者視其為「主要」新聞來源，其中又以Facebook為最重要的管道。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媒體使用調查亦發現，仰賴社群媒體作為主要新聞來源的美國民眾比例已超越紙本報紙；然而，於此同時，路透新聞學研究機構《2018數位新聞報告》卻又指出，受到Facebook個資外洩醜聞的影響，愈來愈多民眾轉往透過WhatsApp等通訊軟體接收新聞。

隨著網際網路與終端設備普及、社群媒體興起，確實為新聞傳播掀起了巨大的變革浪潮，因此本期展集聚焦於探討新科技脈絡下，新聞產製的實務挑戰與衝擊，以及伴隨著社群網站、通訊軟體成為群眾的主要資訊接收管道後，其所衍生的經濟社會文化結果。在產製端，楊意菁（2015）就新聞從業人員的認知觀點出發，從實務角度探討記者對民意、網路意見之於新聞的看法，以及在產製實務上如何處理網路意見。在資訊傳佈端，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儼然已具備支配新聞能見度的能力，蕭維傑、王維菁（2018）聚焦Facebook平台，力求釐清在社群媒體的演算機制下，台灣媒體爭取動態消息能見度的行動策略與回應偏向，而這些措施又如何進一步影響新聞的生產、流通與消費。另一方面，對應社群媒體興起的新挑戰，即是優質新聞業的式微，面對「假新聞」流竄社群平台與通訊軟體的現象，羅世宏（2018）梳理了致使此現象的社會與科技脈絡，並探討社群媒體「假新聞」的樣態與影響，而後提出防治假新聞的多重解方。

當線上社群平台成為民眾討論議題的主要場域，「網友說」也漸成當前許多新聞記者再現或描繪公眾意見的形式，楊意菁（2015）指出，當新聞論述出現網友意見，涉及了記者如何認知公眾及其意見價值、如何描繪公眾，以及如何選擇所欲呈現的網路意見。透過對212位新聞記者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者首先發現，新聞記者普遍認同新聞報導應扮演「反映民意的角色」，但同時也最不認同網路意見是新聞呈現公眾意見的好方法，亦即在新媒體時代下，開放的線上評論場域雖然給予每個人暢所欲言的機會，但這些「公眾意見」的可信任程度卻是有待商榷的。而對於新聞與公眾意見之間的關係，多數平面記者認為新聞應是鼓吹民意的積極角色，讓群眾得以表達意見並激發人們投入參與，呼應了公共新聞學的觀點；但相對而言，廣電媒體則更強調形象符號，認同新聞報導應呈現網路或量化調查等「符號公眾的民意概念」。對於網路消息來源的採納，或許受到社群媒介蓬勃發展影響，國內記者偏好從搜尋網站、社群媒體尋找可報導的新聞題材，有趣的是，記者一方面對於網路意見的可信度抱持質疑，但另一方面又認同網路意見可以豐富新聞報導的觀點，因此在產製實踐上出現了不信任卻又喜歡使用網路意見的現象，或許是出自於為更有「效率」產出民意的理性化與市場化的結果。

對於新聞產製造成改變的，除了前述的網路民意之外，當今新聞業高度仰賴社群媒體作為流通管道，亦使社群媒體動態消息演算法成為支配新聞產品能見度的勢力，進而影響媒體產製與經營策略，意即相較於過去，新聞業者已失去了對於媒體產品流通的掌控，反受到社群媒體與平台公司在新聞流通與發佈上的宰制，以不透明且無法預測的演算法過濾篩選新聞產品。蕭維傑、王維菁（2018）的研究指出，社群媒體以演算法作為分配秩序，替媒體建構出能見度的差別待遇與不確定性，而能見度又是媒體廣告營收基礎，因此媒體無不基於利益考量，企圖看穿與拚搏為爭取能見度。在此生態下，新聞業者以社群媒體粉絲專頁的經營績效成為推銷廣告的籌碼，其績效指標涵蓋了粉絲人數、貼文觸及率與互動率，其中又以互動率最為重要。此機制下所建構出的「新」新聞生態秩序，轉為高度以市場與粉絲導向，透過演算法架構下的「能見度分配結果」作為基礎，預期以此做為讀者需求的理解，迎合消費來投入內容生產，過往由大眾媒體主導的利益分配、品質產出已不復存在，隨之構建而成的是，市場主義與感官至上的新聞市場。但研究者也指出，演算法看似具備機器運算的中立性，但其所蒐集的是使用者行為，而運算邏輯卻是依行為推論或預測個人對平台內容的態度或評價，從過往的分析中提到多數的使用者行為數據，並不足以證明對個人的意義程度。透過無法描繪讀者全貌的演算法，卻能決定讀者容易看見什麼，此等交互作用形塑出組織經濟、新聞市場、新聞產品三個面向的矛盾糾結。

        羅世宏（2018）指出，與社群媒體繁榮同步發生的，是優質新聞業的式微，「假新聞」雖然並非新問題，但普及的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卻也讓假新聞出現更多樣態，且問題比以往更為嚴峻。假新聞問題在近年再次浮現，其惡化的主因來自當前民主政治與數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缺見，可從時代氛圍／社會脈絡與傳播科技變化等兩個角度進行理解。從時代氛圍／社會脈絡角度分析，隨著傳統權威的消解，過去被視為具有公信力的政黨、專家、媒體頻遭質疑，部分大眾對菁英與既有體制的信任瀕臨崩解並產生集體自我防衛反映，因而使得民粹主義及排他／排外情緒興起，促使大眾傾向按照族群身分認同、意識形態與物質利益的分化軸線來理解世界，從而形成社會對立與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現象。從傳播科技變化面向來看，資訊爆炸導致人們的資訊來源愈加分化，同一件事可能同時存在多種敘事版本，且閱聽人已從過去的被動角色轉為主動的「生產使用者（produsers）」，加之以社群網站蓬勃發展、優質新聞式微，都讓假新聞的樣態發展更加多元且傳播更為快速廣泛。欲抗擊假新聞，必須透過社群媒體平台、新聞組織、政府、慈善基金會與教育體系的多方合作。研究者認為必須敦促社群媒體平台自律並且承擔社會責任，且在群眾的注意力已成為稀缺資源的當代，佔有高比例網路財富、流量與注意力的網路平台商，理應受到更高強度的立法管制與公共問責，對平台內容負起責任。

在新科技與社群時代脈絡下，應運而生的新聞產製、流通以及與社群平台間的權力關係，乃至於可能動搖國家政治秩序的假新聞問題，已然成為當前不可不正視的議題。然而，從當前研究結果亦可知，無論是第一線的新聞從業者，面對產製策略、經營方向，又或者掌握管制權力的立法者，對於管制方針的定奪，都尚處於高度動態的調整階段，資訊洪流當前，公眾媒體素養的養成將亦成為必須深思的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楊意菁（2015）。〈新科技脈絡下的新聞與公眾竟見：新聞記者的認知觀點〉。《資訊社會研究》，28：頁105-141。doi:10.29843/jccis.201501_(28).0004

蕭維傑、王維菁（2018）。〈動態消息演算法、能見度、與新聞經營：以Facebook平台為例〉。《資訊社會研究》，34：頁63-104。doi:10.29843/jccis.201801_(34).0003

羅世宏（2018）。〈關於「假新聞」的批判思考：老問題、新挑戰與可能的多重解方〉。《資訊社會研究》，35：頁51-85。doi:10.29843/jccis.201807_(35).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