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貞雅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生

即時通訊（Instant messaging, IM）已然成為當今重要的溝通媒介，透過電腦中介的溝通環境固然有其超越時間與空間帶來的便利性，但像是在Line或Facebook Messenger等以文字、圖片為主要傳播媒材的即時通訊APP，雙方交談情境相對缺乏社會情境線索（social context cues），特別是語氣、表情、肢體動作、回應時間等非語言線索，其可能形塑出訊息傳播者與接收者對訊息的相異理解，甚至改變雙方的互動關係。

也由於科技中介的溝通脈絡及內容，與面對面溝通的情境大相逕庭，本期展集所收錄的三篇文章，皆在探討於即時通訊APP的使用情境下，其所引致對人際關係與溝通行為模式的更移，甚至進一步形構線上與線下關係的改變，而這些影響廣泛表現於各式團體、組織與關係網絡的溝通上。如張伯謙、林承宇（2018）即以新通訊科技對親子溝通行為影響與關係維繫為探討要點；凃保民、黃月琴（2017）探究影響小學教師採用即時通訊APP與否的正、負向因素；而黃瓊德（2016）則針對即時通訊APP所發展出的「已讀」功能與已讀不回現象，探討職場工作者對訊息延遲回覆之於其工作滿足的影響等各面向的改變。

聚焦於新通訊科技對於青少年與父母溝通行為的影響，張伯謙、林承宇（2018）透過發展實證模型，研究青少年使用新通訊科技與父母溝通的動機，以及其促成的關係維繫與親密感程度。研究結果顯示，當前有87.2%的青少年會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與社群網站和父母親進行溝通，而其中又以即時通訊佔絕大多數，此溝通形式有助於提高青少年向父母表達自身感受及傳達情感與信任的意願。但不同的「家庭溝通模式（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亦會造成親子使用新通訊科技溝通的行為與感受差異，本研究援用Koerner與Fitzpatrick（2002）的家庭溝通模式分類，將之劃分為放任型（Laissez-Faire）、保護型（Protective）、多元型（Pluralistic）、一致型（Consensual），分析結果指出若青少年來自重視服從也重視溝通的一致型家庭，對於使用新通訊科技與父母進行溝通有較強的動機，並能促成關係維繫與感知親密；反之，來自高服從而不強調溝通的保護型家庭，從中與父母建立的親密關係則明顯與前者有差異。這意味著線下親子關係影響著新通訊科技平台上的親子互動，此模式也同時印證線上互動對鞏固線下青少年與家庭親密關係的輔助作用。

凃保民、黃月琴（2017）之行動即時通訊研究焦點則側重於親師溝通間的應用，以延伸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2, UTAUT2）為理論基礎提出一套整合模式，UTAUT2不僅著重於個人採納新科技的外在動機（如：績效預期、社會影響等），更進一步增加享樂動機等使用者「內在動機」因素，已預測期後續的行為意圖即使用行為。本文以此模型探討影響小學教師接受以行動通訊軟體LINE進行親師溝通的正、負向影響因子與使用意圖及使用行為之關係。有別於UTAUT2模型與先前實證研究主要探究正向影響使用意圖與使用行為的因子，本研究依文獻整理結果額外加入擔心訊息或個資外洩的「隱私風險」與必須不斷查閱、回覆訊息的「收發焦慮」兩個負向影響行為意圖之構面，將教師內在動機因素納入模式架構。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績效預期」、「社會影響」、「努力預期」等皆顯著正向影響教師接受以LINE進行親師溝通，代表教師期待藉由LINE與學生家長進行交流可即時傳達學生的在校生活與學習狀況，且學校同仁使用情況愈普遍、上網環境愈便利，更可提升教師的行為意圖。然而，使用LINE所可能引發的隱私風險，以及擔心延遲回覆及表達失當的收發焦慮也確實負向顯著影響行為意圖；此外，使用LINE進行親師溝通所需耗費的心力、時間與精神成本甚高，也是造成部分教師不願投入其中的可能因素。

即時通訊軟體不僅改變人們的溝通方式，其所發展出的「已讀」功能更衍生出新溝通現象。黃瓊德（2016）將已讀不回定義為電腦中介傳播研究中的回覆延遲（response latency），並以違反預期理論（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預測，工作組織以即時通訊App作為媒介，於CMC溝通環境中面臨「已讀不回」的情況，與「溝通滿足」、「工作滿足」三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違反預期理論假設人們在不同的互動關係中，皆會對下一步互動行為發展或訊息有所「預期」，一旦行為脫離預期即會產生違反預期，本研究即以「違反預期期望」作為已讀不回與溝通滿足間的調節變項。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部分呼應過去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夥伴的回覆延遲會影響工作處理表現，特別是當訊息傳遞者在組織中為主管幹部層級時，「已讀不回」確實會影響溝通滿足與工作滿足，且溝通滿足在另兩者間又具中介效果；但相較而言，當訊息傳遞者為基層員工時則較不在意已讀不回，研究者推測此結果可能與工作職責及職場角色。此外，分析結果也指出，調節變項「違反預期期望」確實在已讀不回頻率與溝通滿足之間存在效果，顯示已讀不回頻率與溝通滿足之間的關係，確實受傳訊者對於訊息接收者的預期期望調節，意味著對已讀不回忍受力低者，其溝通滿足會更明顯受已讀不回影響，而後進一步影響後續的工作滿足。

參考文獻：

張伯謙、林承宇（2018）。〈青少年透過新通訊科技與父母溝通之行為：探索家庭關係的關鍵影響因素與結果〉。《資訊社會研究》，34：頁105-144。

凃保民、黃月琴（2017）。〈行動即時通訊（LINE）與親師溝通─探究影響教師接受之正、負向影響因子〉。《資訊社會研究》，33：頁115-146。

黃瓊德（2016）。〈老闆、同事、下屬別再已讀我！回覆延遲對組織溝通與工作滿足影響之研究〉。《資訊社會研究》，31：頁3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