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2年9月初，新冠肺炎（COVID-19 ）大流行累計之全球確診病例已經超過6億800萬例、奪去超過650萬人的生命（Our World in Data, 2022），造成出入境等交通不便，經濟、健康甚至於性命的威脅，以及戴口罩等諸多不便，嚴重損害了各種人類活動。這樣極具傳染性的病毒引發全球人類的巨大恐懼和質疑，部分原因是由於各國政府隱瞞真實的疫病資訊，包括確診者的身份和足跡、病毒的嚴重性以及配戴外科口罩的防疫效果，因為訊息不對等、不透明而造成的恐慌。

 

這種流行病涉及的問題不僅僅是公共衛生本身，背後更可能是全球主要政治體系的權衡對抗。及至今日的新聞報導揭示，冠狀病毒爆發引發的不僅是人類對健康的關注，更可能引發人類之間的衝突。以病毒起源之探討為例，關於「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是從中國實驗室洩露」的說法，可能造成全球人類對中國人的歧視。

 

近十年以來，挾其「世界工廠」的政經優勢，作為重新崛起的超級大國，中國的專制體制及其行事作風已經引起包括美國、臺灣在內等許多國家的不滿。而普遍被認為起源於中國的新冠肺炎，以及部分政治人物堅稱其為「武漢病毒」或「中國病毒」的說法，可能導致臺灣和其他國家的公民以更負面的角度看待中國人，以及對中國的態度轉變。

 

在此時空背景下，傳播學者章光國（2021）認為，在新冠狀肺炎肆虐的情境下，可能發生第三人效應現象。那麼，何謂第三人效應（third-person effects, TPE）呢？第三人效應最初是由社會學家W. P. Davison於1983年提出，指的是人們會傾向高估大眾傳播對他人態度與行為的影響。Davison（1983）發現，1949或1950年二戰期間，在美軍佔領的硫磺島上，駐紮著白人軍官與黑人士兵組成的部隊。一天，日本派飛機前來空投傳單，傳單上強調這是一場日本人與白人的戰爭，他們與有色人種並無紛爭，勸說黑人士兵「不要為白人冒生命危險」。結果第二天，美軍全數撤退（Davison，1983）。

 

黑人士兵其實並沒有受到影響，但日軍的宣傳卻讓白人軍官認為黑人士兵可能會被影響，因此選擇撤軍。在許多案例都發現類似現象，這些觀察讓Davison（1983）提出「第三人效應」假設：當面對說服訊息（通常是負面訊息）時，人們往往會認為他人比起自己，會更容易受到影響，並且會採取某些行動來避免他人受到說服訊息的影響。

 

該理論自提出之後就獲得學術界的廣大迴響，後續也有不少傳播學者進行相關研究，發現當面對正面訊息時，人們會認為自己比起他人，更容易受到正面訊息的影響（章光國，2021），這樣的現象被認為是一種反轉的第三人效應，又稱為第一人效應（first-person effect, FPE）。

 

為了更清楚的辨別TPE和FPE的差別，以下簡單舉例。如果人們認為色情節目、電視暴力影片對別人造成的影響比較大，對自己的影響比較小，這就是第三人效應；如果人們認為公共宣導、新聞報導對自己的影響會比對別人的影響大，則稱為第一人效應。至於媒介內容對第三人產生的影響（TPE）和對自己的影響（FPE）所出現的認知差距，則稱為第三人感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 TPP）（羅文輝，2000a；Driscoll & Salwen, 1997；轉引自彭文正，2007）。

 

第三人效應（TPE）的概念從社會政治到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各種問題中，已被廣泛使用，並納入許多因素來解釋這樣的社會心理現象。舉凡媒體曝光、議題關注度，到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比較和社會距離等等，這些因素相互競爭，有些加強了第三人效應的作用，有些則可能是逆轉的第三人效應(也就是第一人效應)，以下簡單舉例說明。

 

首先，新聞曝光（news exposure）是指新聞的隨機曝光，新聞關注度（news attentiveness）則是更加深的新聞處理，以此更專注在其中一個議題，因此有望對受眾產生更強的媒體影響。

 

人們認為新聞報導會影響到自己或其他人，例如當媒體曝光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上升，會擔心自己感染病毒，是第一人效應；當媒體曝光疫苗不良反應等相關案例，會認為他人可能因此不敢去施打疫苗，是第三人效應。因此，新聞曝光可能產生第三人效應（TPE），也可能產生第一人效應（FPE）。

 

與新聞曝光不同，新聞關注度則可能抑制第三人效應。當一個人密切關注新聞的細節時，他們可能會越來越關注病毒性疾病或健康問題，從而感覺受到更多個人影響。因此，新聞關注度可能會促使第一人效應的產生。

 

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是指在缺乏客觀標準的情況下，人們為了解自己的想法和能力，會藉由與他人的比較來自我定位。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是透過社會比較，自我與他人因不同方面的感知差異而感受到的心理距離。簡單來說，相似、友好或熟悉的群體會認為彼此社會距離親近，不熟悉或敵對的雙方則會認為彼此社會距離疏遠。或者也可以更簡單的概念化為朋友與敵人之間的區分。面對相同的媒體訊息，敵對團體就像兩個對立的政黨，抱持著相反的看法，因此可能導致相反的說服效果。

 

以疫情下的仇中情結為例，新冠病毒爆發的新聞報導使中國不斷受到關注，本來就視中國為朋友的人比較不會因為報導而轉變自身對於中國的態度和情感，但都認為他人可能會因為報導而對中國產生負面的情緒，加深仇中情結，這說明了第三人效應的現象（章光國，2021）。

 

除了上述可以解釋第三人效應的因素，學者章光國（2021）主張應將訊息的透明性（information transparency）也納入考量。訊息透明性建立在訊息的可訪問性之上，並且對於建立、維持和提高公眾信任至關重要。簡單來說，訊息透明性會影響訊息使用者在處理新聞議題時的信心。當個人能夠從更全面的新聞當中對一個問題或議題了解得越多，就越有能力和自信去處理它，並感知到媒體訊息對自身或對他人的影響。因此，章光國（2021）預期當訊息透明性越高，第三人效應越強。

綜合上述，章光國（2021）的研究調查在新冠狀肺炎肆虐情境下，可能發生的第三人效果現象。研究結果表明，第三人感知存在於COVID-19疫情背景之下，而人們對中國的政治立場也預示了在此背景下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態度。「友中」不太可能因為新冠病毒的傳播而改變對中國或中國人的感情，但他們認為其他人可能會因疫情對中國/中國人產生更多的負面情緒，這表明了第三人效應。

 

由於許多潛在的社會政治原因，訊息透明性對第三人效應的影響並不如預期，例如，政治黨派會影響個人是否支持訊息應不應該透明，因此章光國（2021）建議也應該將意識形態或黨派偏見列入評估。從理論上講，訊息透明性仍應有效地整合到未來研究的分析模型中，因為在民主和非民主社會中，訊息的透明性常因各種因素受到限制，而非過去研究所假定訊息透明性是恆定的，因此可能影響第三人效應的有效性。